梆子

一

官塘是一个镇，离县城三十里水路。我在那里长到十七岁，此后在城里做事，只回去过两回：一回是父亲下葬，一回便是这次，叔父下葬。

叔父没有儿子。族里说，我是他侄子里唯一读过书的，理应回去料理。所谓料理，无非是写讣文，算账，和坐在灵前受人磕头——磕一个，还一个。

镇上比我走时并没有大变。河还是那条河，石桥还是那座石桥，只是桥栏上少了一只石狮子。我问起来，说是前年被人推下河去了。谁推的，不知道；为什么推，也不知道。问的人多了，答的人便烦，说：狮子又不是你家的。

我在灵前坐了七日。七日里，来磕头的人渐渐少，来看的人却渐渐多。看的人不进门，站在门槛外面，议论棺材的木头，议论我脚上的皮鞋，议论我在城里一个月拿几块钱。起初我还答，后来便不答了。他们也不以为意，问过便走，明日再来。

二

豆腐店的老崔是第三日来的。

他不磕头，只在门外站着。等我抬头看见他，他才走进来，说：“先生，我儿子来信了。”

我不认得他的儿子，他也知道我不认得。然而他说了，便站着等，仿佛我应当说些什么。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他点一点头，说：“在上海。”

镇上的人都知道老崔的儿子在上海。十年前走的，走时十六岁，跟一个贩布的去，说是学生意。此后便没有人再见过他。老崔说他来信，来过好几回。信没有人见过，老崔自己也不识字。

“信呢？”我问。

“收着。”他说，“收在柜子里。”

他走后，门外看的人告诉我，柜子里并没有信。他们知道，因为老崔的邻居知道，邻居的女人翻过那柜子。可是镇上的人仍旧问他：老崔，儿子来信没有？他便答：来了，前日来的。问的人便笑；笑过了，买他四块豆腐。

我问那人，为什么要问他。

那人想了一想，说：“不问，他不高兴。”

我又问，那为什么要笑。

那人不想了，说：“这有什么不笑的。”

镇上的信，都从药铺的柜台上过，药铺兼办邮政。我去买东西，顺便问了一句。药铺先生伸出一只手掌，翻了一翻，说：“十年，一封也没有。”又说：“他自己也知道。”

我想，告诉他无益，不告诉他也无益，便不告诉。这样想过，我自己也觉得妥当，仿佛这就算尽了心了。

出殡那日，老崔又来。这回他磕了头，起来说：“先生，我儿子来信了，说要回来。”

这是新话，门外的人便都笑起来。老崔也笑。他的笑和他们的一样，我分不出来。

三

王木匠的女儿阿宝，是第五日来的。她来磕头，因为王木匠替叔父打过棺材，两家算有来往。

她磕了头，站起来，我才看见她左边脸上有一块青，从眼角到腮。

门外的女人们也看见了。等她走出门，便说起来。说她嫁到河对岸周家，三年了，周家有二十亩田，是好人家。说那块青，是跌的，阿宝自己说的。说周家男人打老婆，是从前的事，成亲以后好多了，如今一年不过几回。说阿宝的娘死得早，王木匠一个人，三十块钱把她嫁过去，也是没有法子。说到没有法子，大家便都点头，仿佛这四个字把一切都说完了。

我记得阿宝。我十六岁那年在家闲住，她七八岁，常到我家门口拾落下的枣子。我教她认过几个字。她认得“王”，认得“木”，认得“人”，认得自己的名字。她学得快，我便说，将来送你上学堂。她信了，回去告诉王木匠。王木匠说，女孩子上什么学堂。

这话我早已忘了。见了她的脸，才想起来。想起来也无用，她已经走出门，过了石桥，回河对岸去了。

出殡前一日，河对岸传来消息，说阿宝落了水，捞上来已经不能救。周家说是失足：她在河埠头洗衣，石阶上有青苔。镇上的人也说是失足，因为河埠头的石阶上的确有青苔，人人都知道。

王木匠来找我，要我替他写一张字，给周家。我问写什么。他说，写阿宝命薄，周家不必赔。我说，这不必写，说一句就是了。他说，周家要一张字。

我便写了。写完，他谢了我，拿了字过桥去。

后来我听说，周家收了这张字，给了王木匠八块钱，说是棺材钱。镇上的人说，周家厚道。

四

官塘的更夫叫老六，打更打了三十多年。我小时候夜里醒来，听见梆子，知道是三更，便又睡去。镇上没有钟，时候全由梆子定：什么时候关店，什么时候上船，什么时候起来浇园，都听它。

我回来的头一夜，梆子照旧响。我躺在叔父的床上，数着，三更，四更，五更。声音和我小时候一样，只是两声之间隔得长了些，仿佛他走得慢了。

第二日我才知道，镇上已经有了钟。去年学堂里装的，挂在门楼上，一个钟头敲一回，全镇都听得见。学堂的先生是县里派来的，说有了钟，便不必再打更，打更是旧法子。镇公所便把老六的月钱停了。

老六照旧打。

镇上的人起初没有说什么。后来有几家住在学堂附近的，说夜里听见钟，又听见梆子，两个声音对不上，睡不着。镇公所便叫老六去，叫他不要再打。老六问，不打更，他做什么。镇公所的人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。老六便回去了。

那一夜梆子没有响。第二夜也没有。第三夜我半夜醒来，听见远处一声，是梆子，只有一声，此后没有了。第四夜又是一声。

学堂的先生我见过一面，在药铺里。他二十几岁，穿一件洋布长衫，问我城里是不是已经有了电灯。我说有。他说，这镇上什么都要教，教了也不听。我问他老六的事。他说，钟是县里拨钱装的，总不能为了一个更夫不装。这话我无法反驳，因为它是对的。

我去看老六。他住在土地庙旁边一间屋里，屋里没有灯。他坐在门槛上，梆子搁在膝上。

我说：“老六，你还打么？”

他说：“打一声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打一声？”

他说：“打一声，他们不至于说什么。”

停了一会，他又说：“不打，我睡不着。”

我便没有话说。坐了一会，我走了。走到桥上回头看，庙旁边黑着，看不见他。

那一夜我醒着等。三更时候，一声。此后是学堂的钟，敲了四下，比梆子响，也比梆子准。

五

出殡以后，我又住了两日，把账算清，把老屋托给族里的人去卖，便走了。

船开的时候是五更。我坐在舱里听。没有梆子，也没有钟，钟要到天亮才敲。船离岸，过石桥，我抬头看那只剩下的狮子。它还在，嘴里衔着一颗球，和我小时候一样。此后官塘便在雾里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我忽然觉得这样很好，清静，并且从此不必再听。

我没有再回官塘。冬天族里来信，说老屋卖了，八十块钱，扣去中人的酒钱，寄来七十六块。又说老六死了，死在门槛上，天亮才有人看见，梆子还在膝上，后来被人拿去劈了柴。信末又说，学堂的钟年底停了二十几天，因为管钟的先生回家过年，没有人上发条；镇上没有人觉得。

我读完信，收在抽屉里。过了几日，有同事问起我家乡的事，我说：没有什么，都好。